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惠安开发置郡是较晚的。特别是崇武、大乍、净峰、小乍均处在环海的半岛上，是一种海岬的位置。历史记载汉族进入较迟，大都从中原入闽定居，"崇武镇真正开发是从明代开始。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建城后，迁入大批来自中原的官籍户（现能查证的有9姓）和来自福建漳州府而原籍系中原的军籍户（现能查证有15姓）。" 军籍户也许是蒙古来的军士。"特别是郊区较早的村庄里，有跟当地土著妇女结合的可能性。这也许是这里女性至今保留较多与汉民族不尽一致的风俗的原因之一吧。" 
　　我们在谈到地理位置的这个因素时，主要是要说明惠东地理上的独特因素，影响着惠东服饰，使其能保持一个独特的文化元素，第一，地理上的隔绝性，由于位于半岛、腹地及海岬，过去交通（道路）方面的阻隔，使该区域外来的影响降至最低点，可以说近乎与世隔绝，那么文化的侵蚀便失去目标，或者说推迟了文化汉化的步伐，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第二，正因为这种隔绝，使它的某些土著文化痕迹得以保留，也才有文化的独立性；第三，净峰、小乍、崇武，这几个地方同属一个区域，区域之中相互影响是明显的，虽然略有不同，但从历史记载看，崇武的对外开放比其他两地显得略早，作为一个军事要地，中央政府的管辖毕竟比其他地方显得快些。传说中的宋代杨文广、狄青平定闽南十八峒，开始打破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使惠东开始面向新世界——一种先进的农耕文化所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影响。正因为如此，吴春明先生有一重要观点就是东南土著民族文化是一个同源系统，但自带一种地域性的差异。在这种区域的隔绝之中，惠东人按照自身的一种逻辑发展着，更新着自己的文化，而这更多地体现在服饰上，这也是为什么惠东妇女服饰与古百越族或今西南百越后裔民族服饰有所不同的原因。同中带异，异中带同，这对复杂的关系表明了"在外在关系上，长期以来背倚华夏、西向南岛的东南土著，与周邻民族保持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文化关系。从考古学上说，与东南荆楚系统小同大异，互有交融；与西南濮僚系统基本有别，但与交界地带的滇、黔、桂间曾有较近的关系，……而与海上南岛语系的文化关系，甚至于同元一体的密切关系，在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上的证据也越发突显出来。" 而最近又有中国遗传学研究所专家通过DNA研究，发现海南黎族人和台湾四个少数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7000多年前发源于浙江河姆渡的古代百越人。这些新发现的证据逐步表明我们前面所说的事实，整个古百越族在远古徙迁的区域是很广阔的。崇武作为一个出海港口，也许是这些路线上其中的一个点。
　　不管怎样说，惠东现代意义族群的凸现，应该是宋元。于是我们又回到人文谱系当中，这个问题在《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曾有比较详尽地解释：百濮--西南 苗蛮集团 西蜀--西南 荆楚--华中 百越--东南
　　"苗蛮集团"民族是不同于中原"华夏民族集团"，假如我们确认这个谱系为先提条件，那么百越土著应为福建最早人士。从方言上看，海南文昌有闽南方言范围。"在大乍山上发现有新石器和印纹陶片，一般都认为是石器时代后期到商周闽越族遗有，证明当时有一支闽越民族部落在大　生活着。但自此以后，就没有发现其古迹。而闽越古代记载也没有长住娘家的婚俗。"
　　就从这个谱系上看，我们可以推论，早期的土著与西南、西蜀、华中的荆楚土著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接下来可能我们推论的是迁徙中的相互影响和其线路，既然"闽越"、"东瓯（越）"合称东越，是福建、浙南间的百越支系，现在又有DNA研究在台湾的四个民族有其与黎族之间的血统关系，那么距离并不妨碍百越之间的相互交融，而且史载的所谓"某某"越的称谓变化，其实也在传达着一种信息，"这说明周秦间发生了江浙'越'的迁徙并与各地原住诸蛮的融合，生成'百越'民族的历史事件" 。汉末六朝百越又一次经历融合：据《史记·东越列传》载：建元三年，将东瓯"举国徙中国，乃悉众来处江淮间"；元封六年，又将闽越"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这部份人被称为"溪峒""峒僚"就是现今的瑶、黎等少数民族，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百越的服装与惠东妇女服装在起源上的一种关系早在六朝时发生，这种互动的关系随着与上述民族的区域隔绝，其外在联系己变成遥远的文化的近似性，看不出在以后岁月的互动，汉文化的侵入，荆楚系统文化往华夏文化靠，而百越系统文化则远走西南。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由于中原文化的递进的速度的影响，加上局部地理环境，使土著文化的变化速度也不尽相同。可能闽江流域文化率先进入是吴越文化的影响圈，所以在东南民族史研究中，认为"闽是福建土著，越则是由会稽南来的客族，土著的闽文化吸收吴越文化因素形成了混合的闽越文化的看法是有考古学依据的。" 
　　从中国的历史看，文化的影响常常通过军事征服进行扩散，百越文化的扩散和传播，这其中的动因也在于此，问题在于它同时伴随着汉文化的融入，"汉文化的传播和汉王朝的军事征服又促使闽越族的汉化和闽江流域铁器时代的到来。"，但是李伯谦却认为粤东闽南是文化的一个相对独立区域，虽与珠江、闽江流域有其关联性，由于地脊土贫，农耕文化并不十分重要，吴越文化南下，南越文化东进打破了这种区域隔绝性、特殊性和独立性，同时逐步形成融合型的文化，取代土著时代的文化。吴春明认为"南越、闽越王国的终结主要是一起社会政治史事件，并不是文化史的里程碑" ，其潜台词就是，文化的延续、变异并不跟时间或者外在事件联系在一起，惠东族群可以沿着自己的历史轨迹前进，土著的残余，百越的残余，闽越的残余，外来的影响，按照各自应该发生的事件，宿命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不同的变异。这种残余就其他方面来说在宋元时期均于消失殆尽，唯服饰异化和传承在近千年的历史中遗留下来。持此说法有叶国庆（1934）：是闽越土著的"遗俗" ；林惠祥（1962）：布依族、苗族为惠东同种，是古闽越与汉族融合遗留 ；蒋炳钊（1984）：婚俗与壮、苗、布依、黎、瑶、藏的相似之处 。
　　另外一个因素是晋江下游虽说开发较早，但惠东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特例。正如闽西南的漳、汀在福建郡政县设置上最迟，惠安在晋江流域同样也是最迟设县的。古代几十公里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道路，其地理环境可想而知，况且当时的时空概念与当今信息时代的时空观念大大不同。
　　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土著说不准确在于"人文聚落在撤离，重建的反复中更经过了深刻的变迁" ，惠东现住人群都已经不是六朝隋唐以来大规模入迁的福建沿海原住汉民，它立论所建立的依据是：清初的"迁海"运动，使惠东荒无人烟，但我们认为这种运动不可能彻底，荒无人烟在某些区域可能存在，在惠东发生并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而且原住民的文化影响不是以一种继承的方式，而更多的是以一种潜在影响重新泛起。就崇武而言，城内城外之分，其实视为一种变迁的结果，城外风俗服饰与城内的差别也可视为各自文化传承的异同。
　　综上所述，一种人文环境要求着传承必须建立在一种审美文化持久不变的方向，但传承过程必定会有所变异，这种变异原因是多方面的，集体的传承和个体传承是同时发生的，变异支撑着传承，使传承有所创新。
    虽然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些表象的事实，在考古学、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尝试对惠东服饰的起源、传承、变异作出一种理论的假设，在这种假设的理论框架上，以求得更多的例证。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对一些历史时段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对其服饰的影响缺乏一种考古的证据，许多汉史籍对古越蛮族及其政治、文化事件存在着隐性和显性歧视，是造成这一段历史的空白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们的研究系统必然出现了一个障碍，这就是实物的确证和文史记载的确证，两者皆显得十分薄弱甚至空白，因而从这种假设之中，我们得出的只能视为一种推论或者推断，尽管如此，我们采取另外一种策略，那就是从现在的一些信息符号或者一些文化的表层载体之中努力去挖掘更深层面的东西，我们所走的第一步就从源头属古越族的一些近代少数民族服饰符号和惠安东部妇女服饰符号里寻找它们相似的构成规则。
　　从研究可以基本断定惠东人群是土著也是古越族的残余，是经过历代汉化而演变的汉族人士。我们虽然把它与一些少数民族服饰作一个相似性研究，但单单就服饰而言，并不能作为一个民族的佐证。因为作为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自己的语言等。
    为什么会有这种相似性的东西，起因仍在于古越族历史上的迁徙，这种迁徙对惠东人群或多或少是有影响，因为毕竟是同源，同属于古越族的残留部份，虽然多少年来血统演变和华夏文化的侵蚀，代表典型的土著文化的一些象征或表层符号已七零八落，但反过来说，汉化过程中，政治上、武力上的失败并不能取消在某些文化上的抵制反抗，迁徙过程中，并不是所有文化符号都能磨损消失殆尽。我们认为惠东妇女服饰的起源应是一种纪念本族历史文化象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以弱势群体无意识的形式泛散而上的。我们所能追溯到惠东妇女服饰的整体样式定型于唐朝，此时的惠东人群汉化已经有一个相当阶段了，汉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宋代可能成熟，而明朝就有文字记载，在张岳的《惠安县志》中曾记有："衣服稍美者，别藏之，有嘉事递服以出……"明清两个朝代对服饰样式没有多大的影响变化，只是在纹样上丰富了惠东妇女服饰。我们在研究之中所感到迷惑的是，50年代起在服饰色彩和样式上有一种较大变化，这种突然变化究竟存在什么依据，也许是新中国的建立，新生活的开始，整个生活环境中人的心灵变化起主导作用？从解放初期情况看，与外界交流互动的频律并不是很大，外界的影响估计也不大，自古以来的迁徙至此也基本停顿，唯一的解释，也许是唯心的，那就是"潜意识"的那种文化纪念符号从深层里泛散而上。
　　唐中叶"安史之乱"汉人大批第二次南迁，开始进入闽粤赣边区后，对惠东族群的影响就开始，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成型于这个时期是有道理的，此时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原畲、瑶、僚、俚、奚、蛋诸族开始融化于汉民族，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吸收，使惠东妇女服饰在某些方面的源流上，从上述一些族群中找到一些类似。影响同样是多方面，只不过惠东妇女在服饰方面显得更显著一些。例如闽西山区的吊脚楼就是受苗、瑶族的影响，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认为虽然现在苗、瑶等族已远僻西南一隅，表面上看好像与惠东族群联系不到一块儿，但我们历史地看待古越族的迁徙，虽经汉武帝统一，但在越人地区仍然存在着大量越人，在唐代闽西南还有"蛮僚"、"峒蛮"活动的痕迹。这些表明土著及闽越族在此时此地被汉化的滞后。
　　惠东妇女服饰主流源于南蛮集团的"苗瑶系"，与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种文化的"同质性"，加上另外的族群互动和地理环境，使它在服饰上变异逐步远离"苗瑶系"。唐中和五年（公元885年）王潮、王审知入闽后，惠东族群互动，应该说可以告一段落了。
　　在这同一文化氛围里，古百越文化类型也是相近似的，如几何印纹陶文化的产生影响都是相近似的，这与华夏族文化类型是不同的。从时期上看，纹样的产生演变是这样的，以编织纹样为主→云雷纹→回纹→米筛纹、填线方格纹、席纹、折线纹、小方格纹→麻布纹、米字纹。我们在惠东妇女服饰及西南古百越族后裔中的服饰也发现某些上述纹样。
　　惠东妇女服饰是传承古百越族，但也有汲取华夏族的一些东西，如绣花在华夏族早期服饰并不多见，在清代才多起来，如果从朝代影响看，惠东服饰绣花影响较大是清代。
　　从传承角度来分析问题，一个是自身的演变，一个是各族群之间的影响，但这个问题，现已无法查明究竟谁是源，谁是承继。可无论如何我们寻找到一些影响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研究表明了惠东妇女服饰：有彝族的影响，如百褶裙、绣花翘头鞋、帽子、挎包、手镯、手环；有苗族的影响，许多学者也从风俗及蝴蝶妈妈崇拜里找出某些例证；有傣族的影响，如短衣、竹帽、腰饰；有瑶族的影响，如纹样等。从宋朝起外来民族一些影响逐渐波及惠东。
　　自身演变是传承中最为复杂的一个因素，影响不定的因素很多，似乎很难说清楚。族群影响是显而易见。但是我们在论证族群方面影响同时，不应忘记，惠东人群在血统的变化以及时间轴上为汉文化侵蚀所造成的一些变化。
　　传承也有汉族中的影响如蒙古族（据最新考证，崇武人种有蒙古血统），所以惠东妇女服饰颜色有蒙古族喜爱的颜色-绿色、黑色、蓝色；有澄江汉族如包头巾等。还有壮族、布依族的百褶裙、布依族的袖子、水族衣服颜色。
　　从清朝的官服民服上可以看出一种影响存在于惠东服装，特别是马甲或者一个多钮绊的背心，由于这个时期为晚清，因此对近代惠东妇女服装影响较大。"云肩为一种佩用的装饰，形似如意式样，早见于唐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光绪末年，由于江南妇女低髻垂肩恐油污衣服饰，遂为广大妇女所用。" "镶滚绣彩是清代女子衣服饰的一大特色。一般是在领、袖、前襟、下摆、衩口、裤管等边缘地方施镶滚花边,很多在最靠边的一道留阔边,镶一道宽边,紧跟两道窄边,以绣、绘、补花、缕花、镶珠玉等手法为饰。早期为三镶五滚，后来越为繁阔，发展为18镶滚，以至连衣服本料都显见不多了。" 同时，惠东也存在清代发髻及习俗的影响。"中期，汉女仿满族宫女，以高髻为尚，如叉子头与燕尾头等。清末以圆髻梳于后，并讲究光洁，未婚女子梳长辫或双丫髻、二螺髻。"

【古城文化友情提示】大典尊重原创者版权，除我们确实无法确认作者外，我们都会注明作者和来源。在此向原创者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