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是民族心理素质的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与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水平密切相关。
    绮丽的崇武半岛，岩丘，沙滩，海港，石城，构成一幅海涛天风、金沙碧水的胜景，显示一种粗犷雄浑、扑朔迷幻的风韵。
    崇武这个弹丸之地而又人口稠密的滨海古镇，既为海上交通枢纽，又处封闭禁锢海岬。这里虽曾有先民聚居，但完全是个移民社会。上下几千年，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方、以不同身份、带着不同文化意识的人们，汇聚于此，繁衍生息，由此形成复杂而又独特的心理素质。
    山川毓秀，神奇的崇武半岛哺育了崇武人勇猛拼搏而又幽默乐观的性格，也使这里的民俗风情显得古朴纯真、奇幻多姿。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既有中原古老文化的遗风，又是海洋冒险生活的反映，有着浓郁的区域特色。
    时代在前进，属于文化传承所俗也随之不断变革。近些年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崇武半岛敞开大门吐故纳新，崇武人的精神面貌迅速变化，现代文明的潮流在这古老的大地上汹涌澎湃，风俗民情日新月异。然而，沿着历史发展的故道，追溯先人走过的轨迹，则会令人有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清新感觉。
    崇武的独特民俗，当推那伴随“惠东女”而闻名中外的“特别服饰”和“长住娘家婚俗”。本篇只选与旅游产业开发有关的几项内容加以简述。
    一、张旗扬帆开海门
    海洋捕捞尽管科技如何发达，至今仍沿用人类极古老的狩猎式生产。崇武人自古以海为田，且在明代就已开发外海远洋渔场，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生产知识，志载“近水知鱼性”。但海洋生业仍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基本听天由命，渔人也产生盼丰收、求安全的强烈心理寄托。崇武人在海洋生活中有极复杂的习俗，其中“迎大旗”、“开海门”风俗正是盼丰收、求安全的最典型反映。
    崇武镇至今每年都按渔船作业类型各评选三名先进单位，由镇政府制作数十尺红布缝成的大龙旗奖励。渔民对此举十分重视，获奖单位高高擎起大旗，燃放鞭炮迎回村竖于船老大家门口三天，宴客祝贺。此后每年首次出海及在港节日时，都把大旗高挂船上，展显威风。
    渔船奖大旗的起源未见记载，估计始于清代中期。当时每年冬汛舟山渔场带渔旺发，沿海各省尤其福建的渔船，集结于坎门澳钓捕。汛期结束时当地政府即以大龙旗奖励夺魁的渔船，结果都是崇武的渔船获奖。早年，每当渔讯到来，崇武数十号大渔船集舟宗北上，按名次列队出港，红旗飘扬，鞭炮轰鸣，好不威风。渔讯结束又集舟宗返航，仍按新评名次列队进港。此种风俗大大激励了争先向上的精神，有力地促进生产发展，因而当代仍然沿用。
    与奖大旗关联的还有“开海门”习俗，也是产生于浙江舟山渔场的冬季渔汛。各种行业的人都把开张第一天视为关键的日子，渔人尤其看重。崇武渔船北上都要在天后宫请妈祖娘娘择日集舟宗出发，还由夺魁渔船载运妈祖（乌面三妈）神像前行。所谓“开海门”早年是在浙江省坎门澳举行仪式。先在由崇武迎去的妈祖神像前掷王交选先锋船，择出海日，因为人产认为海洋生活变幻无常，第一艘出海的船冲开海门是要冒风险的，谁也不想当，只好请妈祖指定，当者才安心。
    “开海门”仪式并不复杂，但气势极其壮观。届时，先锋船在前，其余的船随后，所有的船都鸣锣放鞭炮，浩浩荡荡冲出坎门澳口的“虎仔屿门”，然后各自散开选择海区投入生产。人们都相信，只有如此才能破除灾难，求得安全、高产。
    1937年以后，海道被日本侵略者封锁，崇武渔船北上舟山渔场的冬汛生产中断，“开海门”习俗也淡化了。1953年全面恢复北上冬汛生产，其进集体经济有统一指挥，人的精神有新的寄托，“开海门”习俗未见恢复。但是旧传统心理痕迹还在，渔船出港升三角大龙旗放鞭炮以壮行程，还是必不可少的，忌先出活的事也年年存在，甚至影响生产。
    从发展渔业生产和开发旅游产业的角度考虑，“张旗扬帆开海门”习俗还是可以扬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利用的。比方在全镇确定一天（最好在阴历正月初三或初五）为渔民文化节，组织一些有特色的文艺活动，所有渔船升起三角大龙旗，在统一号令下启锭出海巡游。如此既能消除渔人思想顾虑，又可吸引游客。
    二、鸣锣献金鼓斗志
    崇武历来有“献金”习俗。“金”即为锣，“献”是一种祭祀仪式。古时官员出门有“鸣锣开道”，作战指挥有“鸣金收兵”。崇武的“鸣锣献金”却是一种独特的民俗娱乐活动形式。1991年，崇武镇组织数十名老渔民献金队，参加泉州元宵夜踩街游行，其粗犷雄浑的表演气势，引起海内外嘉宾的赞赏及文化界的关注。其实此时这些老渔民的表演，比起他们年青时的表演，气势已相差甚远。
    崇武的“献金”，其敲打的架势、手法及乐谱都与众不同。献金者站立的架势，右脚在后，腿微屈支撑身体重量；左脚前伸，腿斜直维持身体平衡；左手举锣齐胸，上身略向后仰，右手挥槌敲锣。献金时，锣槌运行呈椭圆形，先自下方斜向上敲在锣圆心，再向上斜往外绕圈至下方，循环不息；节奏曲慢渐快，声音由高而低，直至在坚凑低沉声中嘎然而止；再周而复始，如此三回而告一段，符合于“无三不成礼”的民俗心理。表演都人数不限，但必成双相对而立，少则一对，多则十几、几十对。行进间的敲打节奏则与鸣锣开道相似。
    崇武“献金”的由来也已无考。从其敲打的架势可知最早是使用于船上，因为敲打者系站在斜坡状的大船船艉倒八字（俗称尾花）上，正需如此。考崇武最早的大船是明初的兵舰。明洪武年间即在此设“船场”建造10只官船2只快船，官船每只可坐驾军110名。“献金”可能就出现于当年十分频繁的海上军事活动，作为实际战斗以及平时作战训练的指挥信号。到了和平时期，民间的大商船、大渔船也沿袭使用于出港入澳时祭神。
    “献金”的敲打节奏效果极明显。其锣声步步紧扣人们的心弦，达到使豪情旺气凝聚上升到最高峰而迸发出力量的火花，当锣声嘎然而止时，确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真可以起到驱除邪气、鼓舞斗志的作用，自然受到征风战浪的渔民、船民的喜爱。
    20世纪50年代以前，崇武所有的大商船、大渔船都置有此种大锣，出港入澳都要献演。参加献金要有体力又有技艺，年青渔船员不会献金者会被人耻笑。“献金”也常使用于陆上的迎神祀神活动。当年崇武此类活动甚多，不但有各宫庙单独举行，还常有集体行动，全城各庙的神像都抬出来列队游行。出于崇武人“输人不输阵”的心理，各角落的青年人竞出风头，于是集结队伍以壮观瞻，出现了十几、几十对金锣齐献的情景，比前更为豪放。
    “献金”活动已中断几十年，改革开放后始得复兴，但年青人已没学习的兴趣。“献金”实是一种健康的民间娱乐，应加以引导。在开发崇武古城旅游资源时，要把它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发挥，让其显示出内在的光彩。
    作为一种民间娱乐，“献金”也还存在着比较单调的弱点，可以也应该在艺术上进行加工提高创新，但是应注意保留它的特色，保留那战斗的风格、豪放的气势。 
    三、掷石厮拼护莲峰
    崇武是由军事要塞发展起来的小镇。崇武城里的居民多数是军人后裔，又长期处于战争环境，这就决定了崇武人性格中的攻击欲和刺激欲。这里早年的以石块为武器分阵营相互厮拼的“掷石战”习俗，正是这种民性的典型表现。
    “掷石战”似体育游，却是货真价实的打斗厮杀。每年冬至过后发起，春节前开成高峰，上元节过后逐渐消失。对阵双方以住地角落集结，但组合不一。如果场地在城西北郊或东门内庵山前，则以东北和西南分；如果场地在城北郊或城内东门至北门之间，则以西北和东南分。大体如此，但无严格界限，参加何方随人兴趣。每天午后人群聚集，先是10多岁的少年以小石块对阵，远远地相对“向浮”发燕尾服到集队短兵相接拼砸，接着年龄逐步上升，最后成年人上阵。激战之时，喊声震天，投入者数以百计，呐喊助战者千人以上，渔工商学皆有，尊卑贵贱不分，还有妇女往石窟挑来石块供应。对阵双方都有组织指挥，将帅自然涌现，很讲究策略。既比本领、胆量，也比相智、战术。
    “掷石块”每天都有一些人被砸得头破血流，有的还是像敌人一样面对面、手拉手砸的。但人们绝不相互埋怨，更不记仇。傍晚收场，双方的人和好如故，过后见面照样称兄道弟，人们称此为“恨阵不恨人”。这种游戏不知延续了多少年，崇武人都以能称得上掷石战的英雄“头阵脚”为荣。民国时期，曾有“开明”人士想废除此风，出动镇公所的镇警到现场鸣枪弹压，可是在众人大小石块交加下，也只得灰溜溜地撤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风不禁自止。“文革”时曾再度兴起，当局以“打群架”罪名抓人游斗才制止。此种游戏当然不应提倡，也已不可能再出现。
    “掷石战”始于何时是何原因，也未见记载。有人说这是明代练兵抗倭遗留下来的习俗，只是一种推测，没有实证。民间对此却有个神奇的传说，讲的是：
     古时候崇武称小兜村，村庄在坐落于有灵气的莲花峰。莲花盛开才使村庄人丁兴旺，经济发达。不知什么时候从哪里飞来一群蜜蜂，在西北侧的丰山上建窝，于是那里出现了峰上村。这群蜜峰辛勤劳动四出采集花粉酿造蜂蜜，峰上村发展成为五峰村。但是，每当冬季百花凋谢的时候，惟有莲花峰的莲花依然盛开，丰山上的蜜蜂就齐集来此采走莲花的花粉。后来小兜村的人发现自己住地的灵气被采走，就在冬季里发起掷石驱蜂，由此形成了掷石战习俗。早年掷石战的场所行就设在莲花峰和丰山之间的旷地。据说掷石战从来没有发生过死人的事故，受伤的人只要用莲花峰的泉水一洗，伤口就马上痊愈。而每当崇武人开始玩掷石战之时，五峰村人即鸣锣收蜂，后来又在村中建一座塔保护蜂群。这种说法至今还有人信以为真。
    残酷的“掷石战”是崇武人想信风水宝地封建观念及勇猛刚烈、敢作敢当性格相结合而成的一种民俗活动。其它地区的人见之，定会感到此乃不可思议之举。
    四、活佛游境闹元宵
    崇武自明初建城后迅速得到开发，经济繁荣，奢华之风日盛，民间的娱乐活动很多。尤其是习俗节日，活动更是五彩缤纷且独具特色，其中最突出的是元宵夜里的“扛活佛”。
    崇武的“扛活佛”娱乐，跟台湾的“烧韩单爷”有些相似又有差别。台湾人传说韩单是无恶不作的地主，乡民恨之入骨，在上元节夜里把他灌醉而后点燃爆竹烧死，由此衍变成“烧韩单爷”活动。崇武也在北城门楼祀韩单爷，却是作为财神爷奉敬的。而游乐时扛的人也不叫韩单而称“活佛”，是作为兴旺发财之举对待的。
    “活佛”由一个青年充任，穿短裤，裸上身，手执松枝，站在用竹床或大木板扎成的称“轿子”的平台上（不像台湾人是坐着），由4个青年（另有一些轮换的）抬着，在城里城外各大街及热闹地点巡游。“活佛”的轿子不像台湾人抬着跑，而是缓缓而行，前头还先由一人敲着破铁皮桶按预定的线路走去，沿途高喊“活佛来了！”向人家预告。“活佛”所到之处，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朝他身上投掷点燃的长串鞭炮（但禁用单响大炮）。“活佛”则一边挥舞松枝指掉鞭炮，一边口喊“弟子无炮”激励大家。“活佛”巡游到人群聚集的旷场时，还会在那里绕圈子逗留时间，直到人们投掷的鞭炮稀少了才离开。一夜之间，全城轰动，燃放的鞭炮难以数计，十分壮观。
    “扛活佛”活动历来没有特定的主事机构，每年上元节之前自然会有人发起。扮饰“活佛”及抬轿的青年都是渔人或加工鱼产品的鱼寮工人，自告奋勇，没有代价，只要发起人筹钱办一丰盛的酒席让他们饱吃一餐。其实这些青年人所以不惜受皮肉之苦并非为了吃喝，目的还是为了出风头，借些表露自己有健壮的体魄和勇敢不怕苦的气概，让众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姑娘称赞为好汉。因为这一活动吸引力很大，即使平日深藏闺阁的姑娘也会破例出门看热闹。
    “扛活佛”活动应是始于明代中后期。据《崇武所城志·岁时》载：“望日为上元节，各家内外张灯，老少作乐。或庆大有之年，则官民同乐，大结鳌山、星桥、火树桥，达呼四境。题诗联者半雅半俗，呼夜醉者东倒西颠。随生意，穷伎俩，以取欢谑，通宵达旦而后止……按稽此风行于明季之世，未免过侈，勿穆既远，醇变为淳，习俗使然，毋足为怪。”志载明清时期还有一种习俗活动，即“六保中人众，于月终为会，涂面作鬼蜮之状，结巾穿红绿之衣，锣鼓暄天，烟火沸地。本是以神为戏，实乃以逐疫为名。”这种驱鬼逐疫的活动，可能就是“扛活佛”娱乐的由来。
    “扛活佛”这种颇具特色的民俗娱乐活动已失传数十年，如今也不可能有年青人兴趣，然而作为旅游产业开发，却是可以进行研究，从表现形式上加以改造革新，在艺术上升华提高，或许能成为吸引游客的活动，有助国土反映崇武古城的明代生活风貌。 
    五、迎神赛会架番棚
    崇武城郊十几个村庄，早年在元宵节前后都各自有“添香日”。届时举行迎神赛会，游乡的娱乐节目很多，最具特色的是“架番棚”。表演此节目水平最高的，要数半岛尽东的大乍村人。大乍这个被称“人类学宝库”的村庄，是闻名的“惠东女”的主要居住地，然而这里的男人的海洋捕捞技艺更是早已名闻沿海各省，其性格、习尚也别有特色，崇武人那以粗野勇猛而又精巧机智为荣的性格，在大乍男人中表现最为突出。“架番棚”民俗活动使这种性格得以淋漓尽致地显示。
    “架番棚”活动类似闽南一带及台湾嘉义地区的“蜈蚣阁”，但其表演与“蜈蚣阁”那文雅美观则完全相反，而显示出一种粗犷的格调。“番棚”由12块木门板拼接而成，交接处绑一根横杠供人抬着，走起来确似一条向前滑动的蜈蚣。每块木板中间站着个表演者，为了显示扮演者的技巧和胆量，脚下还垫一小方椅。参加扮演的人都是海上驾竹筏闯风浪捕鱼的青年渔人，他们出海捕鱼时，一个人站在小小的竹筏上，时而被托上高高的浪尖，时而被埋入深深的浪谷，人不但稳定不慌，还要一面灵活地操作绑在竹筏上的绲绳。有时一个大浪打来，人高高地跃起，竹筏翻了一番，人又安全地落在竹筏上。这样经历海洋生活磨练的年青渔人，站在“番棚”上就如履平地。这种娱乐活动正是青年人表现自己的好时机，因为在海面上技艺再高超也少人看到，而站在“番棚”上四处巡游就可以把自己的技艺和胆量展示在公众面前，得到很多人的赞扬。由于这种心理，当年站位的底垫便竞相增高。
    崇武的“架番棚”跟闽南及台湾各地区的“蜈蚣阁”的不同，更主要是“架番棚”的扮演者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站着还要表演上身活动的舞蹈动作，大大增加了难度。各地“蜈蚣阁”扮演的都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说唐》等历史小说的人物，而崇武的“架番棚”所以称为“番棚”是因为扮演的是王昭君和番时番邦迎接昭君的场景。前头一个扮成“番公”，手执海螺和彩旗；最后一块门板上绑一把饰成彩车似的椅子，上坐一位扮成王昭君的女孩，手拿琵琶还要会弹唱南曲；中间十分扮成“番兵”，各操一种打击乐器。游乐的时候，众“番兵”先是蹲着，表演开始（一般选在观众多的地方），“番公”吹响螺号，接着彩旗一挥，众“番兵”起立，随着昭君的弹唱（一般是南曲《出汉关》或《山险峻》）翩翩起舞，“番公”的彩旗就是指挥棒。“番兵”的舞姿就如闽南高甲戏《昭君出塞》的迎亲舞一样，节奏明快粗犷。
    崇武的男人尤其是业渔人，具有一种大海似的复杂性格，他们似乎很粗暴，然而待人接物又是文质彬彬。以古朴清雅为特色的南曲，在渔人中极受喜爱，大渔船上都置有乐器，每个村都聘乐师教习。“架番棚”娱乐所具的特点，正是这种性格的表现。当年扮演“架番棚”的人，都学过南曲，粗通音律。在开发旅游产业的时候，“架番棚”是值得挖掘发扬的一种娱乐形式。 
    六、新娘花轿避虎石
    崇武人的婚礼，不论城区或郊区，基本是沿用汉民族的礼节，也同样有很多忌避。在众多忌避中，最奇特的是，新娘花轿不过虎石街。早年崇武人的迎亲仪式，新娘乘坐由男家派去的4人抬的木制雕花大红轿，前头有男家派去的放鞭炮和挑大圆灯的4个男孩，还有女家派出的挑红布宫灯的2个男孩，一路燃放鞭炮（富豪人家还加上彩旗队及吹鼓手）迎到男家。迎亲队伍都找热闹大街走，可是城里城外通婚者，迎亲的花轿都不许进最主要的通道西城门过西门街，而要绕道走别的城门。原因是西门街上有一赤黑石堆称“虎石”，街也别称“虎石街”，怕新娘被老虎吃了。如果家住在虎石街不可能避开者，则要事先置猪肉在虎石前敬祀，并用红毯罩住虎石。
    新娘花轿“避虎石”的习俗，来源于一个生动的民间传说。据说很早以前崇武半岛是个荒芜之地，不知什么时候从外地迁来一户人家，就住在莲花峰西南坡避风的地方。一天夜里，这家的男孩突然嚎哭不止，吵得全家人不得安宁。孩子的母亲选还耐心哄他，拿好吃的东西给他吃。可是这孩子不但继续哭闹，还把给的东西全扔掉。母亲实在忍不住，就訇他说：“再哭就把你丢到门外饲虎！”孩子不懂虎是什么样子，当然不怕，哭得更厉害，还在地上乱滚。母亲气极了，就真的打开大门把孩子拖到门外。孩子还是哭个不停，她就把门掩上。过一会哭声没了，那母亲才开门出来，可是孩子已不见，房前屋后四处寻找呼叫，也没有回音。这下全家都急死了，忙燃起火把到处寻找，闹了一夜却连个人影也没见到。天亮后，有人才在屋后莲花峰山顶莲花洞外一块大石岩旁边发现这个孩子的脑袋，就认为真是被虎吃了。
    这个故事不知流传了多久。可是，莲花峰既不高峻，又没林木，全是奇形怪状的岩石，哪里来的老虎？于是人们就认为那块巨石就是一只会吃人的虎精。崇武建城时，西门大街从这巨石旁经过，周围兴建军营、民宅、店铺，都没敢去动它，还把它称为“虎石”。西南方不远处据说是当年那被老虎吃掉的小孩的住地，也空着称为“饲虎埔”。如今要是把这“饲虎埔”恢复，雕只石老虎，建成小花园供游人休息，配上“虎石”及莲花峰顶的戚继光指挥抗倭的“中军台”，还有近旁的历史名人探花吕滨溪、进士何家驹、布衣诗人黄吾野、八闽琴师郑半仙等的住宅，加上明代繁华的西门街，必是一处典型体现明城特色的景点。
    此外，反映古代崇武地区婚礼民俗活动，也是可以吸引游客的项目。但这种反映应当具有自己的特色以满足游客好奇心又可亲自投入活动。崇武人的婚礼仪式不同于别处的是：新娘入门不举行拜堂，先进洞房举行夫妻见面礼吃合婚汤丸，过后（古时在第三天早晨，如今在当天筵客后）向公婆亲戚敬茶接受“压盅”红包。这种特色可供旅游服务行业参考，设计一种新颖的婚礼酒筵活动，在古城里的古民居中让游客游乐。 
    七、伴房婚筵嬉抢食
    崇武人的性格历来是“惊掠（怕被官府抓去）无惊吃（热情招待客人）”，志载习尚则是“动遵礼法，有太古遗风，熙朝雅意”。可是这里新婚筵客女席，早年却有一种他处绝无的“抢食”习俗。
    崇武人虽同样有男尊女特卑观念，但宴请客人一定是女席在先且菜肴特丰盛。新婚筵席当日中午开女席，主桌称“伴房桌”。当第一道菜上好，即燃放鞭炮同时由新郎在主桌启箸，于是客人立即动手把菜抢光，再也不认亲戚朋友相互礼让。接下来每道菜都是如此，菜一放下就被抢光。整个筵席间，厅堂上吵吵嚷嚷，十分热闹。主人则以此高兴，认为如此才有一种兴旺的气氛。有人认为这样的风俗太粗野，改为每道菜都由一人把菜平分给客人，可是都感到这样冷冷清清不好。
    这种“抢食”风俗据传是由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被称“崇儒开先”的贡生连桂的结婚喜宴引起的。
    《崇武所城志·习尚》载：“明初新脱兵革之祸，疮痍甫起，生聚未蕃，能自奋于科目者绝少。承平日久，文教渐被，自是人始知学”。正德年间，有位军户后代叫连桂，从小聪明爱读书，可惜父母早丧，收养他的伯父只是一名士兵，家境也不宽裕，所以他十几岁就贩鱼为生。一天，连桂挑着几筐熟炊“勿仔”鱼进泉州城，摆在大街旁出售，有位穿长衫的人走来对他说：“我以教书度日，收入微薄。今家母患病思吃鱼腥，大鱼我买不起，小鱼整筐也无能为力买，能否少许买些？”连桂听说是教书的，忙说：“先生没钱不要紧，就拿一筐去。”那人拱手说：“无功不受禄，岂能如此。”连桂说：“我很想读书，但无法进学，只要先生肯指教，一筐鱼算什么？”从此，连桂每到泉州都送鱼到那位教书先生家里，也顺便向他求教，还借书回家来读。几年后，那位教书先生考中进士当了官，回老家探亲时特意来崇武探望连桂。这天刚好连桂举行婚礼，这进士在问路时得知此消息，大吃一惊，因为这天正是最不吉利的“披麻日”。于是他急忙赶到连桂家，进门时刚好头道菜已上，正等新郎来“启箸”。那进士看到一群披麻鬼正要冲进新房，急忙从桌上拿起一支筷子当笔，大声喊道：“大胆披麻鬼，书生娶亲竟敢来抢食。”客人以为有人来“抢食”（当年宴席常遇乞丐入室抢食），也就抢开了，披麻鬼即被吓跑。连桂从此时来运转，不久即岁贡入太学谒选，授南京庐州府兴安州霍山县训导，升浙江嘉兴府海盐县教谕，是崇武第一个进惠泮的人，所以称“崇儒开先”。
    从这个民间故事可知，崇武新婚筵席女席的抢食习俗并非粗野举动，而是一种驱邪逐鬼求得兴旺发达的做法。因此一直在民间流传，反映的正是这里的一种民俗观念。当代自有另一种增强婚礼热闹欢乐的做法。
    八、鱼卷佳肴庆团圆
    崇武人对团圆是太看重了。这里有句俗话说：“出门就像丢掉，入门就像捡到。”这里男人多数长年外出谋生，其生业危险性又极大，因此，在生活习俗中处处可见寄托团圆希望的心理反映。其中最突出的是，喜事宴请客人时上的菜必须“头圆尾圆”。鱼卷则是这里盛宴及家常喜宴必上的第一道独有名菜，它含有祝愿美好圆满的意思。
    早年，在崇武地区，除了婚喜宴席头道菜要上鱼卷，逢年过节或家庭普通喜宴，也都要做鱼卷这道菜。家庭主妇都会做这道菜，只是手艺水平高低有别，使用原料质量也不一样。富有人家做这道菜用的是优质鱼，普通人家也可以用次等鱼代替；富有人家以鱼肉为主，普通人家则多加地瓜粉，穷困人家也有以地瓜粉为主甚至以薯渣粉为主做个形状的。喜宴的男席一定要以此为头道菜。吃“鱼卷”已成为崇武民间的生活习俗，人们以此寄托美好圆满的心理追求。
    正宗的崇武“鱼卷”的主原料选用这里盛产的优质鱼，以马鲛、鳗、鲨等最佳。加工时先去掉骨头及内脏，用利刀细细刮下鱼肉去掉鱼皮；再把鱼肉用手揉成泥浆状，揉时边加进适量的盐水，最后加在精制的地瓜粉(一般每斤鱼肉加2两左右)、鸡蛋清、猪肉碎、青葱等佐料，用手搅拦调匀并让鱼肉发酵。加工合格后(靠加工者的手感判断)的鱼浆再卷成一条条圆状体，有的还加裹一层猪网纱油，放进蒸笼上以烈火蒸熟。熟鱼卷可保存几天，若放进冰箱或真空馐，保鲜期可达几个月。食用时再切成小段，加上清汤熬炖。“鱼卷”加工的均匀度、发酵度及蒸煮的火候，都极讲究。近年有使用机器加工，但总感质量难达手工加工的水平。
    高质量的鱼卷，入口柔润清脆，咀嚼齿颊留香，既没见鱼肉，也不含腥味，初尝者如果不加说明常不知是用何原料制成。早年崇武有专卖鱼卷汤的小食店，因价谦物美，生意十分红火。近些年随着对外开放和旅游业的开发，崇武“鱼卷”的声誉倍高，来崇武而未吃到“鱼卷”成为憾事，吃过“鱼卷”而随手又买几斤带回家者极为普遍，从外地托人来崇武买“鱼卷”的也不少。崇武加工出售“鱼卷”的人也多起来，但水平参差不齐，成名的尚未见到，因此买到高质量“鱼卷”实不容易。专业工厂加工的产品，已远销港澳地区和美国等地，备受海内外家庭主妇的青睐，可见崇武的“鱼卷”食俗的发展前景。
    崇武作为明清两代就很繁荣的小镇，风味小吃不少，就庆团圆方面说，这里的“小米丸”也是独特的。“小米丸”与称为“上元丸”的汤丸不同，它以大米磨粉加水揉合再做成小如鱼眼珠状，早年各种喜庆日子都可见到。考《崇武所城志·岁时》载：“冬至节，食米丸，仍粘丸于门及家中各器具之上，以阳象丸。……冬至阳气始生，则为米丸以象阳，丸，员也。”结婚时新撤退与新郎在房里举行见面礼。也是吃这种米丸，每人一碗，各有60颗。种种风味小吃，开发旅游服务业时都可加以发挥。
    崇武地区独具特色的民间习俗很多，含有极丰富的内容。这些民俗，既体现早年崇武人在战火硝烟和狂风恶浪中奋勇搏斗所形成的性格，也反映了明清时期崇武地区经济繁荣发达、生活富裕奢侈的情景。这些民俗，既显示出崇武人对自然力和鬼魂的信仰和惧怕心理，又可以看到他们祖祖辈辈不屈不挠力图与大自然的威胁(当然其方式多种多样，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的求生欲望和坚强信念。而很多民意娱乐活动，都是对可能产生的灾难或危害的一种积极禳解的形式，给人以精神的力量。因此，应该从积极方面加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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